以政策推动反腐，选择性倾向较为明显，况且政策的弹性空间较大，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区适用效果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以政策施加的反腐压力并不能高效地转化为反腐动力，难以形成稳定、长效的反腐机制。

遗嘱人死亡之前还尚未产生法律关系，因此遗嘱也不是法律行为。雷格尔斯贝格则试图通过当事人的利益来限定法律行为的范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德国法学家主要通过法律后果已经产生以及合法性来进行限定。谁愿意放弃‘无效法律行为这种说法呢？或者谁愿意不把遗嘱人死亡之前的遗嘱称为一种法律行为呢？Vgl. Bernhard Windscheid/Theodor Kipp, 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 Bd. I, Frankfurt 1906, S.313 Anm.1d. [83]Ferdinand Regelsberger, Pandekten, Bd. I, Leipzig 1893, S.488. [84]Vgl. Ernst Zitelmann, Die Rechtsgesch?fte im Entwurf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d. I, Berlin 1889, S.30. [85]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und dem Einführungsgesetze, Bd.1, München 1907, S.326：法律行为的概念不要求所意欲之法律后果因行为而实际产生。[64] (三)意思与效果之关系 法律后果因行为人的意思而产生，在温德莎伊德之前就是传统法律行为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区分法律行为和其他法律事实的要素之一。[95]第二种理论区分对法律行为的事实性认识和规范性认识。因为遗嘱已经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消极的法律约束，也就是说，如果立遗嘱人不撤销遗嘱，那么遗嘱在其死亡后就会生效。

因此法律行为的概念限于：人的行为，法秩序所规定的，不违法的。相反，如果本身是合法的(erlaubtes)行为，由于在特定情况下而违反法律，比如约定禁止的利息，因此还不会丧失其一般特征。第一种变形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实质的违宪性和形式的违宪性的区分。

[53]没有内容的东西如何能在内容上改变？这个地方并不清楚。[49] 关于这种区分，参见罗伯特?阿列克西：《概念与效力》（前注6），第170页以下。但是，图示是否在个别意义上是具体的东西则有疑问。[27]如果按照字面，应该是被称为基本法的文件，它只有在这个称呼上才与被称为宪法的文件相区别。

通过主张，既不必化约为事实性也无需道德性的支撑，规范性就具有可能性，凯尔森在完全一般性的意义上将纯粹法理论引入了上述斗争。在这里，法秩序的层级结构中总体的实证法上最高的层级被称为这个词的实质意义上的宪法。

[46]在凯尔森看来,这个规范既不是实证法规范，也不是道德规范，而是一个纯粹思想中的规范。在不引入道德应然的情况下，如果要从这个实然得到应然，则必须预设基础规范。[21] 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第一版，Leipzig/Wien，1934年[以下简称：纯粹法学第一版]，第74-75页。[54]取决于实质意指什么？基础规范通过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已存在的实质，还是在实质变化时，基础规范促成了改变而自己保持不变？ 下面这个对基础规范的表述应该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出发点： 人们应该按照实际被创设的、有实效的宪法行为。

但是，由于这只是形式性标准的众多可能之一，仅以此为基础的形式宪法的概念是一个较弱的形式宪法概念。[42]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作品集》（Werke in drei B?nden），卡尔?施拉赫塔（Karl Schlachta），第九版，München，1982年，第3册，第384页。将实质的违宪性解释为形式的的这种可能在下面这点上没有任何改变：被解释为形式的东西是内容的东西，也就是法律的内容与宪法规定的内容相矛盾。这表明，习惯法与内容与之相同的宪法律之间的冲突总是以有利于习惯法的方式被解决。

他也极为普遍的在内容和程序区分的意义上使用形式的/实质的二分。因此，为什么凯尔森的基础规范首先被称为宪法，其次被称为法逻辑的或先验-逻辑的宪法就很清楚了。

它具有宪法特征，因为，作为高层级的规范，它证立与它存在关系的低层级规范（实证法的宪法规范）的效力。但是，如果凯尔森的宪法特征的概念没有对象，那么，施米特对无对象的批评就是正确的。

[6]他的其他很多观点也是如此。但是，处于实证法上最高层级、规定一般规范创设的规范不过是被凯尔森称为实质意义上的宪法的东西。像宪法的社会实效一样，制宪行为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事实，是实然。因此，它可以放在这个问题——革命对于基础规范的制宪的事实构成意味着什么——中来理解。但问题是，两个宪法实际上是否如此严格的约束相应的基础规范，以至于新宪法的创设要求预设新的基础规范？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法律创设机构是典型的宪法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具体的宪法要素。如果个别事实存在于基础规范的前置句中，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改变的命题无疑是正确的。

其统一性由实效要素（W）提供。[10] 汉斯?凯尔森：《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 Staatslehre），Berlin，1925年[以下简称：一般国家学]，第252页。

这种混乱可能诱发了下面的情况：在1928年国家法教师大会的讲演中，凯尔森认为，把规定法律制定的规则——就像他简明扼要的提到的——称为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是不太幸运的事情。就像可以将（1）归为抽象的基础规范，将（3）归为具体的基础规范，人们也可以把（1）当作抽象的图示，把（3）当作具体的图示。

[5] 从中不难看到，事实性反对和道德性反对所涉及的完全是两条战线的斗争。基础规范和宪法的关系问题可以分为两组。

通过这两个问题，凯尔森对宪法概念的定位就可以获得确定。[67] 因此，凯尔森的新的[68]或另外的[69]基础规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规范，而是将包含宪法、法制性、实效三个概念的抽象的基础规范运用于制宪或推翻宪法的具体情况。[61] 事实性（Tats#228;chlichkeit）是事实构成概念的第一个维度，它直接涉及事实。这些围绕客观性产生的概念又构成了进一步的概念（如规范的存在和规范的约束性）的关键。

这一例子表明，实质上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实质上具有内容意义的东西。第二，在这两个由此结构中指出了相应宪法最重要的立法规则。

这个规范不能是实证规范，因为，作为实证规范，它的效力必然归功于创设和实效，以至于会再次提出基础规范的问题。标准逻辑问题不涉及通过什么、创设与实施的事实被转化成什么的问题，也不涉及范畴转化的问题，但涉及什么被转化为客观的应然或效力。

其他的东西至多是第二位的。n是一个与习惯法规范n不一致的个别的宪法规范，它属于宪法。

来源：《法治国作为中道——汉斯?凯尔森法哲学与公法学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98-324页。凯尔森在这里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功能这个一般表达。因此，宪法和基础规范分离的命题是正确的。[66] 对此参见注57中的基础规范的形式化。

如果不包含感性的东西，它就不能与现象也就是感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57]因此，这些都表明，当宪法改变时基础规范的改变之小，就像当犯罪行为改变时刑法规范的改变之小一样。

因此，该定义的第一部分的第一个要素要这样理解：它希望存在一个被当作宪法来理解的文件。基础规范的任务不在于证立任何应然或任何效力，而在于证立客观的应然和客观的效力。

在凯尔森这里就存在这种危险，因为两种变形他都用到了。这是凯尔森著作的伟大之处。